一是要用史實來規勸漢武帝及后來的歷代帝皇，使他們以史為鑒，不走暴虐亡國之路；二是歷史發展進程上到司馬遷時尚無一部完整的通代史，使其立志寫史，以補缺千秋遺憾；三是身受腐刑之辱，使其發憤成就千秋大業，以備聊度殘生。

《史記》的撰述動機

第一，司馬遷為了繼承父親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，完成撰述《史記》的宏愿。司馬氏世代為史官，司馬談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—太史令，重視孔子撰述《春秋》的精神，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，《隋書?經籍志》說︰「談乃據《左氏》、《國語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楚漢春秋》，接其後事，成一家之言。」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《春秋》以後的史事。然而，於元封元年，漢武帝行封禪大典，為古今曠見大典，司馬談身為太史令，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，引為終生之憾，憂憤而死。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︰「今天子接千歲之統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從行，是命也夫！余死，汝必為太史，無忘吾所欲論著矣……」司馬遷則回答道︰「小子不敏，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。」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。而《史記》以「封禪書」為其八書之一，即見其秉先父之意。

第二，司馬遷想繼承《春秋》精神。司馬遷在《太史公自序》說︰「先人有言，自周公卒，五百歲而有孔子，孔子卒後，至於今五百歲，有能紹明世，正《易傳》、繼《春秋》、本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之際，意在斯乎？意在斯乎？小子何敢讓焉？」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，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。《春秋》的下限，到魯哀公獲麟之年，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。司馬遷是紹繼《春秋》，并以漢武帝元狩元年「獲麟」及太初元年改歷下限，撰寫史記。然而，司馬遷繼承《春秋》，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，反而是重視《春秋》的性質，他在《太史公自序》說︰「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辦人事之紀，別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猶豫，善善惡惡，賢賢賤不肖，存亡國，繼絕世，補敝起廢，王道之大者也……《春秋》以道義，撥亂世，反之正，莫近於《春秋》。」可見司馬遷對「春秋之義」和「春秋筆」心儀已久，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、秉承《春秋》褒貶精神，撰述《史記》。

第三，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。據《後漢書百官志》載︰「太史令」只是六百石小官，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，掌管星象天文，極其量只在於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，并無著述的責任。然而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「拾遺補蓻」。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，可惜卻「發憤而卒」，臨終前叮囑司馬遷，認為「自麟以來，史記放絕。今漢興，海內一統，明主、賢君、忠臣、死義之士」甚多，身為太史令，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。司馬遷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︰「且余嘗掌其官，廢明圣盛德不載，滅功臣、世家、賢大夫之不述，隳先人之言，罪莫大焉。」因此，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「述往事以思來者」的責任感，決意撰述《史記》。其實，史遷在《報任安書》中亦透露著述《史記》的目的，☆他說「凡百三十篇，亦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」可見司馬遷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，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。

司馬遷寫史書的目的

1、父授遺命

漢武帝元封元年（前110年）春天，漢武帝東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。作為參與制定封禪禮儀官員的司馬談卻因病留滯在周南（今湖北）未能繼續前行，更因此而心中憤懣以致病情加重。奉使西征的司馬遷在完成任務后立即趕往泰山參加封禪大典，行到洛陽卻見到了命垂旦夕的父親。

彌留之際的司馬談對司馬遷說：“我們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。遠在上古虞舜夏禹時就取得過顯赫的功名，主管天文工作。后來衰落了，難道要斷送在我這裹嗎？你繼為太史，就可以接續我們祖先的事業了。

如今天子繼承漢朝千年一統的大業，到泰山封禪，而我不得從行，這是命中注定的啊！我死以后，你一定會做太史；做了太史，你千萬不要忘記我要編寫的論著啊。

2、“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”。

意思是：研究探索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，理順明白從古代到現在的變化遷移，成就自己的獨立完善的理論著述。